明正德年间，王阳明驻节杨村时，面对东水河、黄坑河、陂坑河、蕉陂河四水汇流的太平江，敏锐意识到这条“边地黄金水道”的战略价值。彼时四河汇流处水情复杂，河道因匪患阻塞、因淤沙浅涩，商船常遭劫掠，山货难以外运，“黄金水道”竟成“梗阻之路”。王阳明以军事家的眼光与理学家的缜密，展开一场兼具军事防御与经济疏导的水运整治工程，重塑了赣粤边境的物资流通命脉。

   一、剿抚并举：荡涤江匪与建立水上防御体系

   初至杨村，王阳明便接报：太平江“三浰之乱”余党勾结水匪，在河道狭窄处设“水卡”勒索，甚至凿沉不肯纳贡的商船。他深谙“水运不通则民心不畅”的道理，亲率水师沿太平江而下，采用“声东击西”之策：先以小股部队佯攻上游匪巢，再以精锐水师突袭中下游隐蔽的水匪据点。在剿灭匪首“浪里白条”团伙后，他没有单纯杀戮，而是将被俘水匪编入“太平水师”，令其戴罪立功——负责河道巡逻与航标维护。这种“剿匪为表，化匪为里”的策略，迅速肃清了江面上的武装威胁。

   为巩固成果，王阳明在太平江沿岸修筑五座哨台，以杨村太平桥为中心，形成“一桥控四水，五台锁江天”的防御网络。哨台内驻有官兵与新蔡书院学员混编的“巡江队”，既查匪情，亦验商船，使太平江首次实现“百里水道无匪患”的安宁局面。

   二、治水兴利：河道疏浚与航运设施的系统改造

   面对四河汇流处的淤塞难题，王阳明绘制《太平江水道图》，组织军民实施三大工程：一是在东水河入口修建“导流堤”，将湍急水流引入主航道；二是动员百姓“冬春清淤”，规定“每船每年出工三日，清淤一立方者免关税一月”；三是在险滩处凿石开渠，如在“枫树岗”段炸除暗礁，使水深从三尺增至丈余。工程最精妙处在于将军事水利与民用航运结合——所修堤坝既可防洪，又能作为商船临时停靠的码头。

   他还在杨村圩规划“水陆商埠”：河边设石砌码头，河岸边设货栈，并建“过载行”（货物中转站）。据《龙南县志》载，经整治后，太平江可通行载重吨质的“货船”，从杨村至龙南的航程从四日缩短至两日半，运输成本降低六成。

   三、立约通商：水运管理与商业伦理的双重建构

   王阳明深知“舟行万里，需有绳墨”，亲自制定《太平江船运条规》：规定商船需申领“船引”（通行证），船头需标注货主姓名与货物清单；设立“江运公所”，由书院学子与船帮代表共同管理，调解运输纠纷；最具创新性的是将“致良知”融入商业伦理，要求船工恪守“三不载”原则：“不义之财不载、欺瞒之货不载、害民之物不载”。

   某次，粤商陈老板欲运送私盐过太平江，被巡江队查获。王阳明未予重罚，而是让其在书院听学三日，抄写《盐铁论》，陈老板感于教化，此后不仅改行运茶，更出资在码头修建“义渡亭”，供贫苦行人免费渡江。这种“以文化人”的管理方式，使太平江船帮形成“重信诺、轻货利”的行业风气。

   四、经纬边地：水运振兴带来的文明辐射效应

   太平江水运的整治，如同一剂强心针注入边地经济血管：杨村的靛蓝、土特产、木头通过水运远销赣州，赣州、龙南的盐、布匹运回杨村，沿岸兴起“太平圩”、“夹湖圩”等商贸聚落，每日往来商船超十艘，呈现“白日百帆过，夜间千灯明”的盛况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文化交融，商船载来的不仅是货物，还有各地文化，与客家山歌、赣南采茶戏在码头碰撞，形成独特的“江边文化”。

   王阳明在水运整治中展现的“系统治理”智慧，至今仍留痕于太平江两岸：现存枫树岗的“官圳碑”记载着当年军民合修水利的事迹，码头石阶上的“栓船石”留有明代船帮刻下的“良知”二字，甚至现代龙南水运史记中，仍记载着仿明代“船引”的运输契约。这条被王阳明赋予新生的水道，不仅是物资流通的动脉，更成为太平地区客家文明对话的精神纽带，让“致良知”的理念随江水流淌，滋养着边地的世代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