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在南赣驻节四年，在杨村期间，他深知“治民先治心，治心先正俗”。在短时间内，创办新蔡书院、新岭垦荒兴业的同时，他以《南赣乡约》为蓝本，结合客家宗族传统，制定出一套“以家为基、以约为绳”的治理体系，使杨村从“边地蛮荒”蜕变为“礼义之乡”，其乡规民约的实践至今仍在客家文化中留有深刻印记。

   一、契约立心：乡约条款中的儒家伦理与客家智慧

   王阳明初到杨村，见客家村落虽聚族而居，却因山林田产纠纷频发、孝亲敬长之风渐弛。他召集各宗族族长、乡绅共议乡约，最终形成涵盖“孝悌、耕读、睦邻、禁恶”四大核心的《太平堡乡约》。条款中既有“父母在，子孙不得别籍异财”的儒家古训，也融入客家“伯公庇佑、祖训传家”的本土信仰，如规定“每月初一需至祠堂拜祭，诵念祖训与乡约各一遍”。最具创造性的是将“致良知”理念具象化：“凡行事前自问‘此心可对祖宗否’，便是致良知功夫。”这种将抽象哲理转化为生活准则的智慧，让山民易于理解践行。

   乡约特别设立“家范十二条”，针对客家家庭常见问题作出规范：禁止溺杀女婴、提倡女子习女红读《闺训》、规定“嫁女聘礼不得超过三担谷”以杜绝奢靡。杨村赖氏宗族保存的明代《族谱》记载，乡约颁布后，赖氏将“王阳明四条教”刻入族谱，与“赖氏祖训”并列，形成“圣训+祖训”的双重家规体系。

   二、推行有术：从“宣讲榜谕”到“家家立规”的落地策略

   为使乡约深入人心，王阳明构建了多层次的推行网络。在新蔡书院设立“乡约讲堂”，每月初三、十八召集各村寨百姓代表听学，命书院学子用客家方言将乡约编成“三句半”“过山溜”；在各村落路口立“乡约碑”，碑阳刻条款，碑阴刻本地践行榜样；最巧妙的是发动“家族自治”——任命各宗族德高望重的“族长”、“副族长”，负责本族乡约执行，允许家族根据实际补充细则，但不得违背“良知”核心。

   某次，杨村徐氏兄弟因分山场起争执，按乡约需至书院“明理堂”调解。王阳明未直接断案，而是让兄弟二人诵读“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”的乡约条款，又命书院学子讲述“田真哭荆”的典故，最终兄弟抱头痛哭，主动让出争执地块作为族中义田。这种“以约化争”的案例，很快在山乡流传，形成“有纠纷先查乡约，有矛盾先找族长”的习惯。

   三、激浊扬清：“良知榜”与“劝善簿”的奖惩机制

   王阳明深知“扬善需显，惩恶需隐”的治民之道，创设“良知榜”与“劝善簿”双轨激励制度。每月由族长、里老共同评议，将孝亲敬长、乐善好施的家庭登于“良知榜”，张榜于书院照壁，榜首家庭可获书院赠送的“良知匾额”与耕牛一头；同时设立“劝善簿”，记录轻微违规者的改过过程，如某户因懒惰致田地荒芜，经劝诫后勤耕丰收，可从“劝善簿”除名并获“勤耕奖”。

   龙南旧史志记载，乡约推行三年后，杨村出现“三多三少”奇观：祠堂拜祭的人多了，赌坊闲逛的人少了；互赠菜蔬的人多了，争吵斗殴的人少了；送子弟入书院的人多了，目不识丁的人少了。太平堡的“义仓”中，常有百姓主动多交粮食，注明“助乡约推行”；婚嫁时，新娘嫁妆中必放一本《乡约节要》，成为客家新俗。

   四、家文化的重生：从“聚族而居”到“道义相承”的升华

   王阳明的乡约实践，使客家“家文化”实现质的飞跃。从前宗族靠血缘维系，如今增添了“良知”的精神纽带——各姓祠堂在祭祖时必诵乡约，族老议事以乡约为准则，甚至修订族谱时也将“遵行乡约”作为族人资格的重要考量。杨村徐氏家族在乡约影响下，创立“徐氏义学”，规定“凡徐氏子弟，无论贫富必入义学三年，方许参与族事”，这种“耕读传家”的模式迅速在赣粤客家地区推广。

   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家风的代际传递。被救百名女子中的廖秀娣嫁入赖家后，将乡约中的“勤俭”“和睦”理念融入治家，其后代赖明远成为嘉靖年间举人，为官后仍以“杨村乡约”教育子女。如今龙南一些围屋的匾额“敦孝悌”、“务本业”，正是当年乡约精神的延续；客家童谣“月光光，照厅堂，家有乡约人善良”，仍在传唱着那段化俗为雅的历史。

   从明正德到当代，杨村的乡规民约历经数百年演变，但其内核始终延续着王阳明“以文化人”的智慧——当儒家伦理与客家传统深度融合，当“致良知”从新蔡书院讲堂走入寻常百姓家，边地山乡便有了穿越时光的文明定力。这或许正是王阳明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：不是刻板的条文，而是让良知在家庭与乡土中自然生长的生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