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正德年间，南赣边陲的杨村在“三浰之乱”后百废待兴。王阳明驻节南赣期间，在杨村以“心即理”为哲学根基，构建起“士农工商各安其位，文武耕织共循良知”的社会治理体系。这种将军事管制、生产组织、伦理教化熔于一炉的治理实践“四民共序”文明样本，其蕴含的社会建设智慧至今仍具启示意义。

   一、剑指山河：青年从军与边地武备的重塑

   王阳明深知“边患不靖，则民生难安”，在杨村创立“太平义兵”制度时，特意打破“军户世袭”的旧规，推行“选士于农”的征兵制。他在演武场立碑明示：“凡十六至三十岁男子，弓马娴熟且通《孝经》者，可入义兵籍”，将军事选拔与文化考核相结合。每日卯时，演武场的铜钲声与书院的晨读声此起彼伏——青年士兵先练“八卦刀阵”，再学“忠君护民”之理，这种“武备与文心并修”的训练模式，造就了明代罕见的“知书义兵”。

   《龙南旧县志》记载的赖虎从戎故事颇具典型性：这位猎户之子初入兵营时厌训欲逃，王阳明将其带到书院“良知堂”，指着匾额说：“尔持弓能射虎，何不能射心中贼？”遂命其每日操练后抄录《传习录》。三月后赖虎在剿匪中身先士卒，负伤时仍背诵“人生大病，只是一‘傲'字”以自勉。更具开创性的是“军功入仕”通道——义兵赖文兴因三次击退匪袭，被推荐入新蔡书院深造，嘉靖元年竟以“武举文试”双优中举，其答卷中“弓马即良知发用”的论断，至今仍存于赣州博物馆。

   为构建军民联防体系，王阳明将杨村划分为八个“兵甲社”，每社设“望楼”与“兵器库”。在太平堡出土的明代《兵防图》上，可见岗哨与屯田交错分布，形成“十里一碉、五里一汛”的防御网络，这种“以民为兵，以兵护民”的布局，使边境防务成本降低六成，却实现“匪不敢近境”的实效。

   二、力耕务本：男子农耕与生计根基的夯实

   面对杨村“七山二田一分水”的困境，王阳明推行“兵农协同”的生产模式，将驻军分为“战兵”与“耕兵”，创设“三时耕作法”：春夏季战兵戍守、耕兵屯田，秋冬季则全员参与垦荒。他亲自带领军民在陈坑山谷试验“区田法”，将中原垄作法与客家梯田技术结合，创造出“山腰筑埂种稻、山脚开畦植桑”的立体农耕体系，使荒地开垦率提升三倍。

   在农耕实践中，王阳明将“致良知”融入生产伦理。每日田间劳作时，书院学子持《农政全书》讲解“土性辨认”，军官则以“深耕易耨即事亲之道”劝农。赖氏老族谱记载：耕兵徐大山因改良稻种获“勤耕榜首”，王阳明亲书“犁锄亦良知”匾额相赠，令其在乡约会上讲述“辨土色如辨善恶”的体会。这种将生产智慧与道德修养结合的做法，使杨村稻米亩产从正德初年的一石二斗，增至嘉靖年间的三石五斗，不仅实现军粮自给，更有“杨村谷”远销粤北。

   为解决灌溉难题，王阳明主持修建“良知渠”，引禾江水绕村而过。渠坝上刻有他手书的《水利榜》：“水为民生之本，分渠如分善恶，须公平如秤星”。如今在杨村残存的渠坝遗址上，仍可见当年军民合筑的“人字坝”结构，其“深淘滩、低作堰”的治水智慧，与都江堰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见证着这位思想家“经世致用”的实践品格。

   三、闺阁化育：女子持家与家风伦理的重建

   在平定“掠卖女子”的匪患后，王阳明推行一系列提升女性地位的举措，在明代边地堪称石破天惊。他在书院旁设立“女红堂”，亲订《闺阁良知训》，首条即言：“女子亦有良知，持家即修行”，打破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旧俗。规定家庭事务“夫妇共议”，甚至在乡约中明确“妻可谏夫过，夫若殴妻则罚谷十石”，这种性别平等理念在当时实属罕见。

  获救女子林秀娘的故事最具代表性：她被王阳明从匪寨救出后，成为“女红堂”教习，将纺织与教化结合，创造出绣有“孝悌忠信”字样的“良知锦”。更令人称奇的是她编创的“纺车课子法”——让幼儿围坐纺车旁听《三字经》，线轴转动与诵读声相应，这种“纺织声中育童蒙”的场景，被绘入杨村赖氏祠堂的壁画。在她影响下，杨村女子形成"晨纺、午炊、晚课"的生活节律，连粤北客家女子都渡江来学，《虔台倭纂》记载当时“杨村女红甲于赣南”。

   王阳明还推动建立“女子义仓”，规定每家妇女每年需纺棉十斤存入仓中，用于赈济孤寡。在燕翼围修缮中发现的一本旧族谱中显示，直至乾隆年间，“女子义仓”仍在运转，其管理章程中“出纳必公，如临良知”的条款，正是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延续。这种将女性力量纳入社会建设的做法，使杨村出现“家有贤妻，盗贼不欺”的良好风尚。

   四、童蒙养正：童子向学与文化基因的传承

   王阳明视教育为“百年树人之本”，在杨村推行“强制启蒙”制度，规定“凡八岁以上孩童，无论贫富必入社学三年”。他亲自编著《蒙学良知歌》，将“致良知”思想融入客家山歌调，其中“锄头尖上有良知，洒扫亦是圣贤事”的词句，至今仍在杨村童谣中传唱。每日清晨的“童子讲会”上，他常蹲身与孩童对话，以“拾金不昧”、“让梨推枣”等生活事例，讲解“良知在日用”的道理。

   赖建林偷果事件成为教育典范：这孩童摘邻居桃子被带至书院，刚巧王阳明从黄塘赶来，他不施惩罚，却令其诵读“己所不欲”百遍，再让他提着自家桃子登门道歉。此事被编成《良知改过图》，悬挂各社学警示。更具创新性的是“童蒙知耻”法——犯错孩童需在胸前佩戴“知过牌”，牌面写“某日用功不勤”等自警语，待改过则由同窗摘下，这种“以羞耻心促良知”的教育法，使杨村孩童形成“知过能改即圣贤”的共识。

   这些教育实践结出丰硕果实：正德之后杨村走出十位秀才，其中三人成为新蔡书院讲师。嘉靖年间，学子赖文辉在乡试答卷中提出“田埂即杏坛，耕夫皆弟子”的论断，主考官批曰：“此非独记诵之学，实乃良知发用”。如今杨村小学的校训“耕读传家”，正是当年王阳明教育理念的当代回响，而保存完好的明代社学旧址中，“忠孝廉节”的石刻与课桌上的“良知”刻痕，仍在诉说着这段教育史上的佳话。

   五、遗风永续：社会生态的文明基因传承

   王阳明在杨村构建的“四民共序”社会，留下穿越时空的文明印记。今日走进杨村围屋，可见围屋结构暗藏“文武相济”的密码——外围炮楼与内院书院并存，粮仓匾额“耕心”与兵器库匾额“守仁”相对，这种建筑语言正是当年社会生态的物质固化。当地“舞香火龙”民俗更延续着“四民共融”的传统：龙身由士兵甲胄纹样与农夫犁铧图案交织，舞龙者中既有青壮男子持龙，亦有女子举灯、孩童捧香，老艺人说这是“军民用命，老少共序”。

   在赖、徐等宗族的现代家训中，“耕读传家”、“文武兼修”仍是核心条款。2010年杨村廖氏修族谱时，发现清代道光年间的《族规》，其中“子弟必习一艺，农者知书，工者守礼”的规定，与王阳明当年的治世理念一脉相承。这种将社会分工与伦理教化结合的治理智慧，不仅使杨村成为“南赣教化楷模”，更启示着当代社会建设的深层逻辑——真正的社会秩序，从来不是强制规训的产物，而是如同王阳明所实践的，让每个社会角色都在“致良知”的过程中，找到自我实现与公共责任的统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