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驻节杨村期间，在平定匪患、推行教化的过程中，留下了大量诗书作品。这些散见于《王阳明全集》及杨村民间文献的文字，不仅是心学思想的具象化表达，更成为连接庙堂与江湖的文化纽带。从《南赣乡约》到《过杨村》诗，从书院讲稿到碑刻铭文，王阳明以笔墨为舟，载着“致良知”的哲学内核，在赣南边陲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革新。

   一、诗以言志：山水间的良知吟咏

   王阳明在杨村创作的诗歌，多以山水为媒，如《黄塘八景诗》，暗藏心学玄机，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赞美，更成为黄塘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。 《过杨村》一诗中“青山历历水潺潺，万里征人到此还”的写景，实则暗含“心外无物”的哲思——青山流水皆为良知显化，征人归乡亦是心性回归。

   他在《太平桥晚眺》中写道：“桥横活水通渔棹，寺隐深松响梵钟”，将太平桥的地理形势与契真寺的教化功能并置，以“活水”喻良知流动，以“梵钟”指教化声响，展现“诗即心学”的创作理念。

   更具深意的是《赠杨村义兵》组诗，其中“刀光映月良知在，犁影耕云德业长”一句，将军事训练与农耕生产熔铸为“致良知”的实践场。杨村廖氏宗谱记载，义兵们常将此类诗句刻于刀鞘、犁铧之上，使兵器农具成为传播心学的载体。这种“以诗化俗”的做法，让深奥的哲学思想通过朗朗上口的韵律，渗入山民的日常生活。

   二、文以载道：制度中的哲学建构

   王阳明在杨村的散文创作，多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。《南赣乡约》作为中国古代乡约制度的典范，开篇即言“凡尔同约之民，皆宜孝尔父母，敬尔兄长”，将“孝悌”作为“致良知”的首要实践。他在《新蔡书院记》中提出“书院非徒为读书谈道，实以陶镕德性行为”，明确书院作为“化民成俗”工具的定位，这种“教育即良知发用”的理念，成为后世乡村教化的范本。

   《客座私祝》则是王阳明写给杨村乡绅的家训式短文，其中“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辅导子弟，使毋陷于非僻”的告诫，将“慎独”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家教规范。龙南档案馆藏的明代抄本显示，杨村各宗族将此文节录入族谱，形成“子弟入学先诵《私祝》”的传统，使心学思想通过宗族制度获得制度化保障。

   三、字以铭德：碑刻中的伦理具象

   王阳明在杨村留下的碑刻铭文，堪称“石头上的良知教科书”。太平桥头的《平浰头山神碑》详细记载剿匪经过，却在文末笔锋一转：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”将军事胜利升华为道德修养的哲学命题。此碑后存于杨村燕翼围，碑文“凡今有位，其尚体予至意，永绝此患”的警示，文革期间被毁。

   更具创新性的是《良知碑》，王阳明将“尔心良知即天理”刻于各村要冲，碑阴附有白话解释：“良知就像田地里的种子，只要肯耕耘，自会发芽结果”。在银山庙发现的残碑上，可见孩童刻划的“良知”二字，印证了这些石刻对民间的启蒙作用。这种将抽象概念具象化的做法，使“致良知”从学术概念变为百姓可感知的生活准则。

   四、文脉永续：诗书教化的社会效应

   王阳明的诗书作品在杨村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。文化上，《蒙学良知歌》等通俗读物的流传，使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的理念深入人心，正德之后杨村科举中第者较前增加三倍；道德上，《南赣乡约》的推行让“讲信修睦”成为乡俗，据清《龙南县志》载，杨村“仇杀争讼之事，十去其九”；经济上，诗中倡导的“耕读传家”理念促使百姓改良农桑，杨村稻谷产量三年内增长四成。

   这些作品更形成独特的文化传承机制。杨村赖氏每逢祭祖，必诵读王阳明《祭杨村父老文》；太平桥水口庙举行庙会时，村民会用山歌形式传唱其诗作；甚至客家围屋的楹联题刻，多化用其诗句，如“忠孝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”即脱胎于《赠诸生》一诗。这种“诗书入俗”的文化实践，使王阳明的思想超越时代，成为杨村客家文化的精神基因。

   王阳明在杨村的诗书创作，实则是“知行合一”的文学实践——他以笔墨为舟，载着良知之水，浇灌边地文明的土壤。从庙堂文诰到民间歌谣，从碑刻铭文到家训族规，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教化体系，既提升了边地的文化层级，又为心学思想注入了鲜活的民间养分，其智慧至今仍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着深刻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