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杨村的客家围屋里，老人们说起"妇道子六十岁冇个灶头位"俗语时，总带着些复杂的叹息。这句话像一枚被岁月磨亮的铜锁，锁着旧时女人的命运，也映着今日女性的身影。灶头在客家文化里从不是简单的生火做饭处——那里供着灶王爷，是家庭祭祀的核心，是一日三餐的起点，更是一个人在家庭中是否"有位置"的具象象征。

   旧时的杨村，女人的灶头位是用委屈和顺从铺就的。嫁进门的那天起，"灶头"就成了她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。天不亮就得摸黑起身，劈柴、挑水、烧火，火光映着她年轻的脸，也映着婆婆挑剔的眼神。客家男人主外，女人主内，但"主内"从不是权力，而是无尽的责任。灶台前的方寸地，是她的战场，也是她的牢笼。炒完菜要赶紧把灶台擦得锃亮，盛饭时要先敬长辈和男人，自己永远吃最后一口。若是生不出儿子，灶头边的责骂声能盖过柴火的噼啪响；若是男人在外受了气，摔碎在灶台上的碗碟，碎片里全是她的恐惧。

   六十岁本该是含饴弄孙的年纪，可那时的杨村女人，六十岁的灶头位反而更悬了。儿子娶了媳妇，新媳妇成了灶头的新主人，她成了"多余"的人。有的被赶到围屋角落的小偏房，用一个破泥炉凑合着煮点残羹冷炙；有的更惨，被男人以"无后"或"不孝"为由休弃，背着一个旧包袱走出围屋，连个能生火的地方都找不到。曾听围里老人讲过阿徐嫲的故事，她嫁进围屋五十年，生了四个女儿，六十岁那年被丈夫赶出家门，寒冬腊月里蜷缩在寺庙旁屋的角落，怀里揣着半块冷蕃薯，临终前还望着围屋里透出的灶火——那是她烧了一辈子的火，却从没真正拥有过的温暖。

   那时的"冇个灶头位"，是彻骨的绝望。它意味着女人在家庭权力结构里，连最基本的生存空间都可能被剥夺。她们像灶膛里的柴火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烧尽了就被扫进灰堆，连一丝烟痕都留不下。"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"不是情话，是枷锁，锁死了她们选择生活的权利，也锁死了她们作为"女人"的尊严。

   时代的风，终究吹进了围屋的天井。当改革开放的浪潮漫过杨村的山路，年轻女人开始走出围屋，先是去珠三角的工厂打工，后来有人学了手艺，开起了小店，再后来，有姑娘考上大学，成了医生、教师、工程师。灶头位的含义，也在悄然改变。

   如今，当杨村人再说"妇道子六十岁冇个灶头位"时，语气里多了几分轻快。堂姐阿凤就是个典型。她在东莞开服装厂，五十岁那年为了孙子上学，把东莞的房子卖了，在赣州买了套大学区房；孙子上初中后，又跟着去南昌陪读。她的"灶头"，从东莞的开放式厨房，搬到赣州的燃气灶，又换成南昌复式楼里的电磁炉。每次搬家，她都亲自设计厨房的布局："灶台要朝东，采光好；储物柜要多，我喜欢囤点家乡的笋干、香菇、乌粉等土特产。"六十岁生日那天，她在南昌的新家请客，亲自掌勺做了一桌客家菜，席间笑着说："我这灶头位啊，跟着我跑遍了江西广东，在哪都能安下。"

   现在的"冇个灶头位"，是主动的选择。女人们不再被绑在某个固定的灶台前，是因为她们的"位置"早已不止于灶头。阿凤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过日子，她的工厂每年有稳定收入，买房子时房产证上写的是自己的名字。围屋里的年轻媳妇们，白天在村合作社做电商卖脐橙、卖土特产，晚上回家在抖音学新菜式，灶台成了她们展示生活情趣的舞台，而不是忍气吞声的场所。

   去年冬天回杨村，恰逢村里修族谱。翻开新修的卷册，旧时女人的名字都用小字附在丈夫名下，如今却单列了"巾帼篇"，阿凤的创业故事、村医阿玲的行医经历都写在里面。祠堂里的灶王爷像前，添了不少女人的身影——她们带着供品来祭拜，神情坦然，因为她们知道，自己在家庭里的位置，不是灶王爷给的，是自己挣的。

   从被动失去灶头位，到主动选择灶头的方向，杨村女人的故事，藏在柴火的灰烬里，也写在时代的年轮上。那些曾经在灶台前垂首的身影，或许从未想过，百年后的今天，她们的后代能带着"灶头"去任何地方，能让"家"跟着自己的脚步走。灶头位的有无，早已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，因为女人的身份，早已从"谁的妻子""谁的母亲"，变成了"我自己"。

   围屋的炊烟还在升起，只是这炊烟里，飘着的不再是委屈，而是自由的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