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的南中国，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前夜。太平天国起义自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后，短短两年间席卷南方数省，其“均田免赋”的口号如惊雷般划破封建统治的阴霾，也点燃了各地农民反抗压迫的火种。在广东、江西交界的龙南县境，杨村、润洞、大坝及广东三浰一带的农民，因连年水旱、赋税苛重，又遭地方豪强与官府勾结盘剥，早已积怨深积。当太平天国的声威传至粤赣边境时，这群挣扎在温饱边缘的劳动者，终于握紧了锄头与土枪，以一场突袭揭开了反抗清王朝地方统治的序幕。

   一、民怨沸腾：起义前夕的粤赣边境困境

   龙南县地处粤赣咽喉，武当大坝则位于县境南部，毗邻广东连平州与三浰，是当时粮运、商运的重要节点。但这片看似要道的土地，却长期被封建剥削的阴影笼罩。咸丰初年，龙南县遭遇连续两年春夏大旱，秋收锐减过半，可县衙不仅未减免赋税，反而以“军需协饷”为名（当时清廷正调集兵力围剿太平天国），加征“亩捐”“丁银”，甚至纵容差役与当地劣绅勾结，强占歉收农户的田产。

   广东三浰、龙南杨村、润洞一带的农民，多以种茶、耕山为生，本就生计微薄，经此横征暴敛，更是十室九空。据史志记载，咸丰二年秋，杨村、润洞有许多农户因无力缴纳捐税，被差役捆绑游街，家中仅存的口粮被尽数掠走，最终全家饿毙荒野。此类惨剧接连发生，却未换来官府半分体恤——署理龙南县事的钱伯熏，出身江南士绅家庭，到任后一心只求“维稳邀功”，对百姓疾苦置若罔闻，反而多次向上级呈报“地方安靖”，将搜刮的民财一部分充作“剿匪经费”，一部分中饱私囊。

   与此同时，太平天国在湖南、湖北的胜利消息不断传入粤赣边境，“天下多男子，尽是兄弟之辈；天下多女子，尽是姊妹之群”的平等思想，与当地农民对“均贫富”的渴望产生强烈共鸣。杨村、润洞的农民暗中串联，广东三浰的猎户、茶农纷纷也来响应，短短数月间便聚集起二百余人，推举曾在广东当过脚夫、熟悉地形的陈光中为首领，约定于咸丰二年十二月，趁官府忙于“冬至祭天”、防备松懈之际，突袭大坝——此处不仅是龙南县南部的税卡所在地，更是钱伯熏派驻“防匪”的都司衙门驻地，拿下大坝，既能夺取官府的粮饷武器，也能向周边州县传递反抗的信号。

   二、大坝激战：二百义军击溃钱伯熏与遮克敦布

   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十凌晨，夜色尚未褪去，武当大坝的税卡前仅有五名差役蜷缩在火堆旁打盹。陈光中率领二百余名起义军，每人头裹青布，手持锄头、柴刀，部分骨干则携带从猎户手中借来的土枪与鸟铳，沿着石下悄悄逼近。随着陈光中一声低喝，义军如潮水般涌向税卡，五名差役尚未反应过来，便已被缴械。随后，义军兵分两路：一路抢占大坝南侧的岗上，控制制高点；另一路直扑田心围都司衙门，目标是夺取都司遮克敦布麾下的清军军械库。

   遮克敦布是满洲镶黄旗人，虽为都司（正四品武官），却久居内地，早已丧失了八旗兵的锐气，平日里沉迷酒色，将练兵之事尽数交予下属。当日凌晨，他正与几名幕僚在衙门内饮酒作乐，听闻“反贼攻城”的呼喊，顿时惊慌失措，仓促间召集起麾下仅有的五十余名清军——这些士兵多是本地招募的流民，既无斗志，也缺训练，甚至有不少人还穿着便服，手持生锈的腰刀。

   清军刚冲出衙门，便遭到岗上义军的土枪射击。虽土枪射程有限、精度不高，但密集的枪声与义军“杀贪官、分粮食”的呐喊，瞬间击溃了清军的心理防线。十几名清军士兵被流弹击中腿部，惨叫着倒地，其余人见状纷纷溃散，有的甚至扔下武器，混入周边的民房躲藏。遮克敦布见势不妙，顾不上指挥，翻身上马，朝着龙南县城的方向狂奔而去。

   此时，署县钱伯熏正在县城内的县衙中处理公文，听闻大坝失守、都司溃逃的消息，吓得手脚冰凉。他本想固守县城，但又怕上级追责，只得硬着头皮调集县城内的衙役与“乡勇”，共计八十余人，亲自率军驰援大坝。当钱伯熏的队伍行至大坝北侧的坳顶时，正遇上从大坝撤出的义军——陈光中早已料到官府会派兵增援，特意留下一支义军在河口设伏。

   河口地势平坦，两侧是的山坡，清军队伍行至在山道中，远远便能看见。义军从两边山林中猛冲出来，用木棍、锄头、大刀、土枪向清军袭击击。钱伯熏从未经历过战阵，见此情景，竟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被随从搀扶着狼狈逃回县城。此次战斗，义军不仅守住了大坝，还缴获了清军的十余支鸟铳、三十余把腰刀，以及税卡中囤积的两百余担粮食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打破了“官府不可抗”的神话，周边三浰、连平的农民纷纷前往大坝投奔，义军人数在短短数日内便增至四百余人。

   三、重兵围剿：周玉衡镇压与义军的溃散

   大坝之战的失利，让赣南道台周玉衡震怒不已。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正月，周玉衡从赣州府调集了正规清军三百余人，又从周边各县招募乡勇二百余人，亲自担任统帅，兵分三路向龙南县进发——他深知，若不迅速镇压这支义军，一旦其与太平天国势力勾结，赣南局势将彻底失控。

   与钱伯熏、遮克敦布不同，周玉衡是道光年间的进士，曾在湖南、江西多地任职，颇有军事经验。他抵达龙南后，并未急于进攻大坝，而是先派人侦察义军的布防：义军虽人数增至四百，但多为未经训练的农民，武器以农具为主，仅有百余支土枪；且大坝及杨村周边无坚固城防，义军的粮草也仅够支撑一月有余。据此，周玉衡制定了“围而不攻、断其粮道”的战术：一路清军驻守龙南县城，防止义军北上；一路清军封锁广东三浰方向，切断义军的外援；周玉衡则亲率主力，驻扎在大坝南边，堵住义军连平与杨村的退路，同时派小股部队袭扰杨村义军的粮道，抢夺义军从周边村庄筹集的粮食。

   如此围困半月有余，义军的处境愈发艰难。大坝和杨村内的粮食日渐短缺，不少农民出身的义军开始思念家乡，士气逐渐低落。陈光中曾试图率军突围，向广东三浰方向转移，但每次突围都遭到清军的猛烈阻击——清军装备有抬枪、火炮，义军的土枪、锄头根本无法抵挡，几次突围下来，义军伤亡百余人。

   咸丰三年三月初十，周玉衡见义军已疲惫不堪，下令发起总攻。清军从大坝岗上、杨村两个方向同时进攻，抬枪与火炮的轰鸣声震耳欲聋，大坝南侧石下很快被清军占领。义军在陈光中的率领下顽强抵抗，用柴刀、锄头与清军展开肉搏，但终究寡不敌众。激战半日，义军伤亡两百余人，陈光中也在战斗中被清军的抬枪击中，壮烈牺牲。剩余的义军见首领阵亡，防线崩溃，只得四散突围——一部分义军逃入广东三浰的深山，此后逐渐离散；一部分则回到杨村、润洞的家乡，隐姓埋名，等待时机。

   周玉衡镇压义军后，下令“清乡”，在杨村、润洞、三浰一带逮捕了数十名曾参与义军的农民，并处以极刑，甚至连一些为义军送过粮食的百姓也被牵连。武当大坝的税卡被重新设立，且赋税比之前更重，周玉衡则以“剿匪有功”为名，向清廷呈报“赣南肃清”，获得了朝廷的嘉奖。

   四、余波与反思：一场农民起义的历史回响

   龙南大坝农民起义，虽仅持续三个多月便被镇压，但其意义却远超一场局部的反抗。它是咸丰初年南方农民起义浪潮的缩影——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，各地农民不再甘于忍受封建压迫，开始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。这场起义也暴露了清王朝地方统治的腐朽：基层官员如钱伯熏贪腐无能，八旗武官如遮克敦布懦弱怯战，若不是周玉衡调集重兵镇压，这支义军很可能会发展成更大的势力。

   对于龙南、三浰一带的农民而言，这场起义虽以失败告终，但“杀贪官、分粮食”的口号却深深印在了他们心中。此后数十年间，粤赣边境的农民反抗从未断绝，甚至在同治年间，还有人以“陈光中余部”的名义举事。而清廷虽通过残酷镇压暂时稳定了赣南局势，但却未能解决农民的根本困境——赋税依旧苛重，土地兼并依旧严重，这也为后来辛亥革命时期赣南地区“反清浪潮”的兴起埋下了伏笔。

   后来，大坝早已不复当年的战火硝烟，岗上、田心围的轮廓也一如往昔。但当人们站在这片土地上，回望咸丰初年那场二百义军对抗清军的战斗，仍能感受到当年农民反抗压迫的悲壮——他们或许没有先进的思想纲领，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，却用最朴素的“求生存、反剥削”的信念，在清代农民战争史上，写下了属于粤赣边境劳动者的一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