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十年时光流转，杨村蔡屋圩那条粗粝的石板路，被无数双草鞋、千层底磨得愈发平坦光亮。它不仅是村民日常出行的通道，更藏着一段烽火岁月里，当地百姓与抗日将士并肩作战的温暖往事。

   从小生长在乡村的我，对这片土地有着刻入骨髓的记忆。随着年岁增长，那些关于家乡与抗战的片段不仅没有模糊，反而愈发清晰——尤其是这条从老榕树下延伸开的石板路，总让我想起蔡屋圩的一位故人，以及1945年春天那场跨越军民的守望相助。

   1939至1940年，抗日战争正酣，素有“生张飞”之称的国民党63军军长张瑞贵，在两次粤北会战中亲临前线督战。他率领部队在增城、从化一线与日寇浴血拼杀，多次击退敌人进攻，成为粤赣边境抗日战场上的一道坚盾。1944年11月，第七战区通报日军企图打通粤汉线，第三次粤北会战正式打响。彼时63军在新丰待命，不久后广东省会韶关失陷，日军挥兵北上的危机迫在眉睫。张瑞贵当机立断，率部日夜兼程与先头部队459团会合，在始兴县南的东湖坪、马头洞地带与日军展开激战。

   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一支驻守广东沿海的日军误以为63军主力仍在新丰，竟绕开防线，分小股部队从连平上坪经龙南杨村向南雄、始兴增兵。1945年春，为阻断日军北上，张瑞贵采取据点式部署，将兵力从始兴、南雄、翁源延伸至江西三南（龙南、全南、定南）的赣粤边境。他亲率63军459团下营100余名士兵，驻守杨村角嵊顶修筑工事，准备狙击来犯之敌。

   当时正值春汛，雨水连绵不断，部队的守备与供给陷入困境。张瑞贵调整部署，率部撤至杨村蕉陂圩守围子，可当部队行至蔡屋圩新屋围对面的陈坑口时，黄坑河突发洪水。就在士兵们整理装备准备渡河之际，员布一位朱姓村民因在新岭背为新坟醮礼放鞭炮，这声响竟让经历无数战火的张瑞贵绷紧了神经——他误以为是扫尾部队与追兵交火，当即命令部队火速渡河，撤至蔡屋圩隐蔽待命。

   雨天的道路泥泞不堪，两匹驮着弹药的战马被急赶时陷进泥沟，腿断后再也无法站起。一番紧张的折腾后，张瑞贵才发现是虚惊一场，便让部队在蔡屋圩边的古榕树下暂时休整。

   这一幕，被在蔡屋圩开店的蔡万荣看在眼里。当他得知这支部队是来打日本鬼子的，立刻热情地张罗起来：他将部队迎进祠堂休息，又从家里搬出大锅、柴火和大米，在古榕树下生火做饭；见士兵们衣服被雨水浸透，冻得嘴唇发紫、浑身发抖，他特意煲了一大锅姜水让大家驱寒，还连忙找来堂哥蔡万星——一位懂些医术的村民，帮忙为受伤、受寒的士兵开药看病。

   消息像长了翅膀，很快传遍了蔡屋圩新屋围。村民们听说来了抗日的英雄部队，纷纷从家里拿出物资：老人颤巍巍地抱来蓑衣、斗笠，妇女们抱出珍藏的棉被和干净衣服，青壮年则扛着柴米油盐往祠堂送。这些村民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，虽说着不同的方言，却因“抗击日寇、保卫家乡”这个共同目标，紧紧站在了一起，一份深厚的军民情谊在烽火中悄然生长。

   在蔡屋圩守备的十几天里，部队始终得到新屋围村民的全力支持。张瑞贵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，也想为村民做些实事回报这份善意。他了解到蔡屋圩村民有两个难题：一是雨天道路坑洼，烂泥四溅，出行和赶圩都极为不便；二是村子虽依河而建，可雨天洪水浑浊，饮水成了大问题。

   于是，张瑞贵下令：部队士兵利用休整时间，从河里打捞石头，再一块块挑到古榕树下，为村民铺建一条宽3米、长近50米的石板路。石板路铺好后，不仅方便了村民日常出行，就连圩日摆摊也不再受泥泞困扰。随后，他又组织士兵在古榕树下、蔡万荣店铺后面挖了一口大水井，彻底解决了村民雨天饮水难的问题。为了纪念459团下营部队的善举，村民们将这条石板街取名为“下营（左土右营，读yáng）”，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。

   离开蔡屋圩的前一天晚上，张瑞贵在古榕树下召集村民，大家围坐成一圈。一向重视教育的他，语重心长地鼓励村民们要爱国爱乡，更勉励年轻人力争上游、发奋学习，将来成为能为国家出力的有用人才。

   如今，也许政治上的原因，张瑞贵及这段往事虽鲜少被人提及，但蔡屋圩的石板路、老榕树和那口老水井，仍默默诉说着当年的军民情深。老巷里的风依旧不急不缓地吹着，泛着青光的墙脚、在榕树下的挑脚楼虽被岁月磨损了风光，可老房子里藏着的记忆、石板路上印着的足迹，都在提醒着我们：不能忘记那段烽火岁月里，百姓对军队的倾力支持，更不能忘记这份跨越军民的、共赴国难的家国情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