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末年的风,带着岭南罗浮山的禅意,吹过赣粤边境的群山。南宋末年(1279年),62岁的惠观大和尚携弟子惠旺和尚云游至龙南杨村松树园,见此地山环水绕、灵气氤氲,遂发愿建庙弘法,银山庙的第一缕香火,便在这片荒坡上点燃。初创的庙宇简陋如茅棚,仅供奉一尊弥勒佛,师徒数人以山为庐、以石为凳,在清苦中坚守着“弘法利生”的初心。
元泰二年(1325年),惠观大和尚圆寂,接过衣钵的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惠旺和尚。彼时的银山庙,虽有雏形却仍显单薄,僧团零落,规制未备。这位从罗浮山一路追随师父而来的僧人,望着师父亲手搭建的茅棚与山间稀疏的香火,深知自己肩上扛着的不仅是一座庙宇的存续,更是师父“以佛心济世事”的嘱托。此后的65年间,惠旺以百岁之躯,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一段庙宇中兴、僧俗共仰的辉煌传奇。
一、土木兴邦:从茅棚到梵宫的庙宇革新
惠旺接手银山庙时,眼前的景象是“佛殿仅容膝,香灯半明灭”。要让佛法扎根,必先有安僧弘法之所。这位深谙“佛法在世间,不离世间觉”的僧人,没有沉溺于枯坐清修,而是率先扛起了扩建庙宇的重担。
他带领弟子们从最基础的劳作开始:攀山越岭采伐木料,下河涉水搬运石材,亲手和泥砌墙。彼时寺庙中资财匮乏,所有开支仅靠微薄的香火与化缘所得,惠旺便带头缩减口粮,将省下的米粮变卖换购建材。弟子们见师父年过四十仍每日肩扛手凿,无不感奋,纷纷效仿,就连年过花甲的老僧也拄着拐杖帮忙筛沙。
历经十余年寒暑,昔日的茅棚逐渐蜕变为规制完整的梵刹:新的大雄宝殿巍然矗立,飞檐翘角如振翅欲飞的仙鹤,殿内梁柱皆选用深山老樟,经惠旺亲自监工打磨,虽无雕梁画栋,却透着古朴庄严;后院的观音殿依山而建,供奉的观音像由惠旺亲赴广东石湾请工匠烧制,慈眉善目,手持净瓶,仿佛随时要洒下甘露;另侧的钟鼓楼相对而立,晨钟暮鼓的声响从此穿透山谷,成为方圆十里的“晨昏坐标”;最后建成的藏经阁更是惠旺的心血——他深知“法赖僧传,僧依经住”,遂历时三年云游赣粤诸寺,手抄、募化得百余部佛经,珍藏于阁中,让银山庙成为当地少有的有系统藏经的道场。
庙宇的“软实力”亦同步革新。初创时仅供奉弥勒佛,惠旺认为“诸佛慈悲,当应众生所求”,遂增设地藏王菩萨与观音菩萨。地藏王殿内,他亲书“地狱不空,誓不成佛”八字匾额,提醒弟子“菩萨行需从度众生始”;观音殿则常供清水鲜花,取“心净则佛土净”之意。他还带领弟子改造庙宇周边的荒坡,辟出小径,栽上松竹梅兰,引山泉入池,池中养莲,让原本荒芜的寺院变成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的修行佳境。
至元末,银山庙已从一座山野小庙扩展为占地近十亩、殿堂齐备的丛林,往来朝拜的信众日益增多,香火渐盛。当地乡绅曾提议为庙宇鎏金饰彩,惠旺却婉拒道:“佛在心中,不在金饰。殿堂能遮风避雨、安奉圣像足矣,多留一分财,便可多济一分苦。”
二、规制立寺:从散修到严整的僧团气象
庙宇的兴盛,不仅在于土木的宏伟,更在于僧团的清净。惠旺深知“无规矩不成方圆”,若僧人行为散漫,纵有华丽殿堂,亦非正法道场。于是,在扩建庙宇的同时,他着手革除旧弊,为银山庙立下一套严整的规制。
他参照罗浮山祖庭的仪轨,结合本地实际,制定了《银山庙共住规约》。其中详细规定:僧人化缘需两人同行,不得接受信众金银,所获物品需交寺庙中统一分配;外出需向监院报备去向与归期,不得无故逗留俗家;法事需依《百丈清规》而行,诵经需声音洪亮、心无旁骛;早晚课更是雷打不动——寅时(凌晨4-6点)闻钟而起,齐聚大雄宝殿做早课,诵《楞严经》、《大悲咒》;酉时(傍晚6-8点)闻鼓而眠,睡前需在观音殿做晚课,回向众生。
为让规约落地,惠旺以身作则。无论寒冬酷暑,他总是第一个闻钟起身,最后一个闻鼓安歇。有一年寒冬,大雪封山,弟子们劝他:“师父年事已高,今日早课可暂歇。”他却披上单薄的僧衣说:“钟鼓是佛门号令,若因风雪便废,何以立信于众?”遂冒雪踏冰走向大殿,弟子们见此,纷纷紧随其后,雪地中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。
这种“闻钟而起,闻鼓而眠,闻板上殿,闻梆过堂”的规律生活,不仅让僧团精进修行,更无形中影响了周边百姓。杨村的村民们说:“银山庙的钟声比官府的更准,听着这声音起床耕作、收工回家,心里踏实。”有孩童顽皮晚归,父母便会说:“再不听话,银山庙的鼓声要响了,菩萨要看着呢。”僧团的严整威仪,让“银山僧人”成为当地人心中“守信、向善”的代名词。
生活上,惠旺率弟子过着“日食一粥一菜,夜卧一榻一被”的清苦日子。他常对弟子说:“苦是修行的磨刀石,能磨去贪心,显露出本心。”但这份清苦中透着富足——藏经阁的佛经日渐丰厚,僧人的定力与日俱增,就连寺中的梅花,也因常年受梵音熏染,开得比别处更显清雅。
三、慈悲济世:从山门到乡野的人间善举
“佛法不是束之高阁的经卷,是救苦救难的双手。”这是惠旺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他主持银山庙期间,最令人动容的,莫过于那份渗透到乡野阡陌的慈悲。
后山的茶园,是这份慈悲的“源头”之一。为减少对信众的依赖,惠旺带领弟子开垦了数亩荒地种茶。他说:“自食其力是本分,多余的茶换些米粮,还能帮衬邻里。”每年春茶采摘时,僧人们除了留足寺中所需,其余皆平价卖给村民,若遇家境贫寒者,便直接赠予。有一年大旱,村中稻田歉收,惠旺将茶园收入全部换成谷物,分发给缺粮的农户,自己和弟子则以野菜稀粥度日。
更让百姓感念的,是他的医术。惠旺年轻时曾随师父学过草药知识,主持银山庙后,便将禅房一角辟为“义诊处”。他常常背着药篓独自上山采药,辨识百草到深夜,笔记写满了数十本。村民无论大病小痛,只要来求诊,他从不推辞:贫者分文不取,还赠药;富者仅收少许“香火钱”,悉数用于购药。杨村有位孤寡老人患眼疾失明多年,惠旺每日上山采“明目草”,捣碎后为老人敷眼,坚持数月,老人竟重见光明。老人泣拜于地,惠旺扶起他说:“是菩萨让你看见,我不过是递了把药草。”
修桥修路,是惠旺济世的另一桩大事。当时杨村通往邻乡的路多为泥泞小道,雨天无法通行;村口通往杨村上坊的河上只有一座朽木桥,每年都有人落水。惠旺召集弟子与信众:“路通则心通,桥通则善通。”他带头搬石填土,伐木架桥,弟子们与百姓合力,两年修通了三条石板路,建起一座石桥。百姓为纪念他,将石桥命名为“惠济桥”,桥头刻着“僧俗同心,共渡难关”。
最惊心动魄的,是元末的那场瘟疫。公元1368年,瘟疫席卷龙南,“十户九空,哭声遍野”。惠旺不顾弟子劝阻,带着僧人们将藏经阁旁的空房改为“施药处”,日夜熬制防疫汤药。他根据古方,加入本地的艾草、金银花等药材,亲自尝药后才分发给百姓。为让更多人喝上药,他让弟子敲着木鱼走街串巷,喊着“喝药避瘟,佛祖护佑”,将汤药送到每家每户。整整三个月,惠旺与弟子们几乎不眠不休,庙中的香火钱、化缘所得全部用于购药,就连庙里的铜磬都被熔化换了药材。瘟疫过后,杨村因喝药及时,存活率远高于其他村落,百姓们说:“是惠旺师父的药,救了杨村人。”
除了救急,惠旺的慈悲更在日常。他每月都会拿出部分香火钱,资助村中孤寡老人过冬;见贫家子弟因没钱上学而放牛,便在寺中办起“义学”,请识字的僧人教孩子们读书写字。有个叫阿明的孩子,父母双亡,靠乞讨为生,惠旺将他收留在寺庙中,不仅供他衣食,还教他读书,后来阿明考中秀才,回乡后第一件事便是跪在银山庙前,叩谢“师父再生之恩”。
四、薪火相传:从一人到十众的僧团与民心
在惠旺的带领下,银山庙的僧团从最初的寥寥数人,发展到十余人。这些弟子中,有的是孤儿被他收养,有的是信众受其感召出家,他们皆以惠旺为榜样,恪守规约,慈悲济世。每当有人问惠旺“如何能让僧团兴旺”,他总是说:“心正则众正,行正则道兴。”
僧团的兴旺,换来的是信众的真心拥护。广东和平、连平与江西龙南、虔南的百姓,无论远近,都愿来银山庙上香,不仅因为这里的殿堂庄严,更因为这里的僧人“言行如一,慈悲可敬”。每年佛诞日,寺庙中香火鼎盛,百姓们除了供奉香火,还会带来自家种的蔬菜、织的布匹,说:“给师父们添点用度,好让师父们多为我们祈福。”
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8月,惠旺和尚圆寂,享年102岁。消息传出,江西、广东两地百姓自发赶来悼念,杨村的路被人群挤满,有白发老人拄着拐杖哭道:“失去了惠旺师父,杨村就像失去了主心骨啊!”有曾被他救过的人,在灵前长跪不起;就连当年受他资助的阿明,已成为乡绅,也带着全家来守灵。送葬那天,百姓们抬着他的灵柩,从银山庙到安葬的后山,沿途撒满了花瓣,哭声与诵经声交织,回荡在山谷间。
如今,银山庙的钟声依旧在杨村回荡,惠济桥的石板被行人磨得光滑,后山的茶园仍年年出新芽。惠旺和尚留下的,不仅是一座规模齐备的庙宇,更是一套“以戒为师、以善为行”的传承:庙宇的辉煌,不在鎏金的佛像,而在僧人的清净;僧团的兴旺,不在人数的多寡,而在慈悲的广度;佛法的力量,不在经卷的厚薄,而在融入人间的温度。
数百多年过去,当人们走进银山庙,看着大雄宝殿的梁柱、观音殿的净瓶、惠济桥的石板,总会想起那个百岁老僧的身影——他披着单薄的僧衣,在晨光中敲响晨钟,在暮色中熬制汤药,在山路上搬运石块,用一生的修行告诉世人:真正的辉煌,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传奇,而是踏踏实实在人间种下的每一颗善的种子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