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0年的龙南杨村，蕉陂的稻田刚泛出新绿，徐观兴就在泥墙草顶的屋里呱呱坠地。打小跟着老爸老妈在田埂上摸爬滚打，他见过保长踹开邻居阿婆的柴门抢粮，也听过货郎讲山外“打鬼子、救穷人”的故事。那些故事像种子落进心里，等他长到二十岁，九连山的风一吹，就破土成了燎原的火。

   1940年秋，徐观兴揣着老妈蒸的蕃薯，跟着三个外乡来的“教书先生”钻进了九连山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些人是东江游击队的联络员。初入队伍时，他连步枪的保险栓都分不清，却凭着一身力气和对山路的熟稔，成了最出色的交通员。有次往据点送情报，半路撞见国民党巡逻队，他抱着情报在勒头蓬里滚了三里地，脊梁被划得血肉模糊，却死死咬着嘴里的油纸包——那里面是全队的过冬棉衣清单。

   二年后，徐观兴当上了东江支队第七分队队长。他带的兵，多是杨村周边的穷苦汉子，论拼杀或许不如正规军，但跟着他在山林里打转，总能把敌人耍得团团转。1943年冬，日军一个小队想偷袭杨村粮仓，徐观兴在车田水的山岭上找了个坑沟，让队员们躲在里面，自己带着两人在山脚下“暴露行踪”。日军追到枫树岗，他一声呼哨，坑沟里的手榴弹像冰雹似的砸下来，紧接着滚石封了后路，五六个日军没一个活着走出来。战后清点战利品，他把缴获的粮食全分给了大坝和杨村百姓，自己只留了一把日军的指挥刀，磨亮了挂在腰间：“这刀，记着咱杨村人不好欺负。”

   杨村人都念他的好。有次队伍缺药，蕉陂的徐郎中背着药箱走了一夜山路送到据点；队员负伤，山脚下的阿嫂们轮流上山送饭，篮子底层总藏着给伤员补身子的鸡蛋。徐观兴常对弟兄们说：“咱打仗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杨村的娃能安稳念书，为了阿婆们能踏实晒谷。”

   1945年春，部队盐缸见了底。徐观兴知道杨村的盐商藏着私盐，便带了两个队员潜回蕉陂。他本想悄悄买盐，没承想被曾被徐观兴教训过的劣绅告密。当国民党军围上来时，他把盐袋塞进队员怀里：“你们往九连山跑，我引开他们！”他朝着与据点相反的方向开枪，子弹打光时，被刺刀抵住了后背。

   审讯室里，敌人把烧红的烙铁按在他胳膊上，滋滋的白烟里，他盯着窗外杨村的方向笑：“老子是杨村徐观兴，有种把杨村人都杀了！”五月的清晨，囚.车将他押去赣州，走到龙南县城旁濂江时，正是夜晚，国.民.党士兵考虑去赣州路途遥远，就商量在龙南枪杀掉徐观兴，于是把车开到江边。江水拍打着礁石，像他小时候听惯的田埂水声。押解的士兵推他下车时，强按在江边正要开枪时，他突然挣脱束缚，朝着南边的方向跪下磕了三个头——那是家乡杨村的方向。枪声响起时，他怀里还揣着几块老妈做的红薯干，是出发前从灶台上顺手拿来的。

   徐观兴牺牲的消息传回杨村，没人敢放声哭。夜里，县城游击队的联络员带着几个汉子找到濂江岸边，摸黑把他的遗体偷偷抬回杨村埋在老荷树下，坟头立了几块火砖。

   那年秋收，杨村的稻田里少了些说笑，却多了许多悄悄往九连山方向张望的眼神。有个曾被徐观兴救过的放牛娃，把他用过的竹鞭藏在怀里，说要等长大了，也去九连山“接徐大哥的班”。后来，每当有人提起徐观兴，杨村的老人总会指老荷树下方向念叨：“那是咱杨村的骨头，硬得很，水冲不走，火烧不化。”

   如今，蕉陂的老荷树下常有人驻足，孩子们听着长辈讲那个1920年出生的汉子的故事，眼里闪着和当年徐观兴一样的光。那光里，有杨村的土，有杨村的魂，更有一代代人不敢忘的赤子热血。